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乳名和尚，学名文濬。6岁进入蒙馆开蒙，10岁转休宁县一家经馆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经文基础。12岁时辍学在家。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课程，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拓宽了知识领域。1908年春，陶行知来到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广济医学堂，因学校强迫学生加入基督教，陶行知愤而退学。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1910年汇文书院和其他学校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在校期间，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并入1913年加入基督教。由于着迷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经常以“行知”笔名发表文章，后则干脆改名“陶行知”。陶行知还负责编辑金陵大学学报中文版《金陵光》。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陶行知回乡，曾担任徽州州议会秘书。
返校后，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募捐活动，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留守机关。
1914年6月，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获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14年8月，陶行知赴美留学，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政治，兼修教育，仅用一学年时间即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15年9月，陶行知获得中国政府半费奖学金和哥伦比亚大学利文斯通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杜威的思想对陶行知影响很深。在此期间，陶行知还担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发起出版《中国学生》季刊。1917年8月，陶行知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应聘回国任教。回国后，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助理、代理教务主任等职，教授教育原理、教育行政和教育统计等课程。1921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后，陶行知仍担任教授兼教育科主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在南京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并当选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
陶行知一贯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实现教育救国。1921年底，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参与了改组筹备工作，并担任主任干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
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1923年6月，陶行知与晏阳初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被推举为董事部书记兼安徽省执行董事。为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向全国发展，陶行知走遍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察哈尔等省市，又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识字课本。
陶行知幻想教育救国，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1922年5月，陶行知与胡适、蔡元培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不触及军阀政权的“好人政府”。在封建军阀割据、西方列强入侵的社会环境中，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平民教育运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后，不得不另找生路。陶行知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因而又转办乡村教育。为此，陶行知撰写并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等文章，提出了筹募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倡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底，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筹备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学校。1927年3月11日，入学考试开始，除应考国文、常识测验、智慧测验、演说及辩论外，还要参加垦荒劳动。3月15日，晓庄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陶行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晓庄学校创办时，一无校舍，二无教员。陶行知亲自带领师生建设校园，建成了图书馆、办公室、礼堂、会议室、接待室、音乐室、美术室、陈列室、研究室等设施。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扬弃了传统知行观和杜威的经验论，提出实践第一的观念，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晓庄学校实行师生集体自治的办学原则，成立共同生活分任委员会，组织师生自行管理学校各项事务。晓庄学校除师范本部外，还办有三所中心小学，作为乡村教育的实践场所，后又在附近农村建立乡村小学，招收农民子弟上学。
还开办了中心幼稚园、乡村医院、民众学校等。晓庄学校教学非常注重与实践相结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专家来校授课，并让学生到实践中去体验。他在晓庄学校还掩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全新的教育实践，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9年12月授予陶行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蔡元培、梁漱溟、江问渔、黄齐生等教育家和国民政府官员到晓庄参观考察。1929年冬，美国教育家、设计教学法创始人克伯屈教授还专程到晓庄参观，并拍摄了教学影片。冯玉祥赠送步枪、手榴弹、子弹给晓庄学校联村自卫团，并在晓庄建立冯村草房。1930年3月，蒋介石、宋美龄也到晓庄参观。
1930年4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决定组织大规模反帝游行，声援英商和记工厂工人罢工。中共晓庄学校支部动员了100多名师生参加游行。4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口闹事，下令停办晓庄学校。4月12日，首都卫戍司令部强行封闭晓庄学校。当天，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陶行知。在此情况下，陶行知由晓庄学校转移到上海。1930年秋，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支持和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察了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情况，对日本教育普及、科学发达印象很深，打算回国开展科学普及教育工作。
1931年初，陶行知回到上海，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支持下，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现代科学知识。陶行知还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涵盖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现代科学领域。与此同时，陶行知还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参与《申报》革新，并向史量才建议，《申报》应有鲜明的政治态度，要增设读者来信栏目。陶行知还积极为《申报》时评出点子、命题、改写等。从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陶行知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栏目开辟“不除庭草斋夫谈荟”，撰写杂文100多篇。陶行知通过时评和杂文，呼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并抨击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
陶行知被通缉后，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1931年底，冯玉祥乘蒋介石下野之机，呈请重新审核晓庄学校一案。1932年2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对陶行知的通缉。1932年5月至8月，陶行知在《申报》副刊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提出了普及教育必须实施六大训练：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普遍的科学训练、普遍的识字训练、普遍的民权训练、普遍的生育训练。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大场创立山海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生，成员有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工学团不仅是教育组织，也是生产组织，还是一个团结群众的组织，实行教育与生产、教育与社会生活、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1932年，陶行知又设立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在上海创刊《生活教育》半月刊，任主编。与此同时，陶行知还在上海发起筹备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为推展普及教育，陶行知专门编写了一套四册的《老少通千字课》教材，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陶行知经常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以聚餐会的形式探求救国办法。1935年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280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参与发起，并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1936年2月23日，陶行知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并担任董事长，参加者主要是工人、店员、学生、教师、职员等。国难教育社成立后，在沪西、沪东、闸北、沪中、浦东等区建立分社和社员团，并在沪东、沪西、闸北、浦东等地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和训练班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这时起，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1936年7月15日，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吁各党各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建立救亡联合战线，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此文发表后，在全国各界引起巨大反响。
1936年7月，陶行知由香港到英国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陶行知作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杰出代表被邀请与会，并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8月下旬，作为全国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国民外交使节，向欧美各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8月底，列席参加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9月初，世界和平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陶行知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出席会议，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告和平与中国之友书》，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陶行知返回巴黎，联络各国侨胞代表组成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大会筹备委员会。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陶行知在会上作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的讲话，重申了救国会团结御侮、制止内战、建立民族联合阵线的主张。11月，陶行知赴美国纽约。在美期间，陶行知去哥伦比亚大学拜会了杜威、克伯屈等教授；还遍游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城市，呼吁华侨消除隔阂，支援祖国抗战。
他还到墨西哥和加拿大各主要城市宣传抗日。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陶行知因在国外访问、考察而幸免。
得知“七君子”被捕后，陶行知在海外联络华侨和国际友人开展营救活动。
1938年6月，陶行知离开纽约，回国抗战。在途经印度时，拜会了泰戈尔和甘地等人。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到香港，10月抵达武汉。1938年底陶行知返回香港，将晓庄学院改为晓庄研究所；难童学校改为育才学校，陶行知任董事长。1938年在香港成立中华业余学校，陶行知为董事长，学员为失学或失业青年，设工商、文艺、音乐、绘图、英文等科目。1938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总社在广西桂林成立，陶行知主持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董事长。
生活教育总社成立后，在广西组织岩洞教育服务团，推展战时教育。
1939年5月，陶行知自筹经费，在重庆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并亲自勘定校址。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举行开学式，陶行知发表了题为《育才学校创办旨趣》的讲话，宣称育才学校培养造就特殊才能的儿童，使之成为专门人才。育才学校学生大多是来自战区15个省的难童，根据各自特殊才能和爱好，编在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舞蹈等组，以后又增加普通组和小学部。为做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陶行知还请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来学校任教；又请翦伯赞、侯外庐等知名学者授课。
陶行知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召开，他提出了《推进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等提案。在一届三次、一届四次大会上，陶行知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多次抨击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陶行知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绝出席大会。由于陶行知的进步立场，国民政府剥夺了他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参政员的资格。
陶行知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参与创立民盟重庆市支部，担任宣传委员兼《民主星期刊》发行人。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陶行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担任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社论委员会委员。1945年冬，全国各界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陶行知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11月，陶行知参与发起筹备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11月19日，该会成立，陶行知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4日，又参与发起组织全国性反内战联合会。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与沈钧儒、史良、李公朴等28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蒋介石，呼吁停止武装冲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被民盟聘为民盟政协代表顾问团成员，为民盟制定提案作指导。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成立，陶行知当选为理事会成员。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以夜大学形式为在职和失学青年提供业余教育，陶行知当选为校长。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前往上海，筹备育才学校迁沪，并开展社会大学运动，在上海发起成立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
1946年6月，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7月又暗杀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也被列入暗杀对象。但陶行知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55岁。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贾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