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别号抱一，1878年10月1日生于江苏松江府川沙厅（今属上海浦东）。他出身书香门第，父、母早亡，生活艰难，少年发奋读书，博览群书。曾给人当过账房、做过售货员、教过私塾。1899年考取秀才。1901年秋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与李叔同、汤尔和等同学，选学外交科，深受该校总教习蔡元培的教诲。1902年赴南京应乡试中举人，仍回校学习。不久，因学校发生风潮，南洋公学被迫解散。黄炎培遵蔡元培教导，回到家乡办学，1903年创办川沙小学堂。
他一面办学，一面做民众工作，经常举办公开讲演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呼吁救亡图存。受地痞告发诋毁清廷，被南汇知县拘捕，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批示，将“就地正法”，幸得乡绅杨斯盛挽请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被保释出狱，即乘船逃离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亡命归来，经由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后，黄炎培接任蔡元培的职务。1906年出任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浦东中学很快成为一所知名的新式中学，黄炎培在教育界崭露头角。1907年，有人举报黄炎培“运动办学，鼓动排满革命”，两江总督端方命令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提学使爱惜黄炎培的才学，又有乡绅担保，此案遂得以了结。
1909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黄炎培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后又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出任江苏都督，黄炎培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次年升任教育司长，江苏省议会议员。他任江苏省教育司长近三年时间，在江苏全省创办师范学校9所，普通中学11所，还办了许多工校、农校、商校等职业学校。他先后参与创办及改造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学校、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当时的江苏教育事业，名列全国之冠。1914年，张勋任江苏都督，黄炎培“耻与附膻之徒为伍”，辞官离南京返沪任《申报》记者。他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教育状况，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平、天津等地。后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赴美国考察了几十个城市和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后又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他每次考察都详细记录，并结集出版。每次考察总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寻求改革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教育纯乎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只需从方法上研究，更需在思想上研究。他提倡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1915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任江苏教育会会长。
1916年，黄炎培在江苏建立职业教育研究会，次年又在上海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被推为办事部主任，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了宣传和实施职业教育，他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又在上海南市募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设附属工厂。后又增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
他还为学生订立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他一再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他在实施职业教育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写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摆脱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局限性，进而探索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奠定了尔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基础。其后，黄炎培往来全国各地宣传、推进职业教育，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先后创办了上海、重庆、南京、镇江等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及女子职业学校等，先后出版过120多种书刊，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在教育界的声望，1921年12月和1922年6月，北洋政府梁士诒内阁和颜惠庆内阁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但他以愿意在野从事职业教育为由，坚决不当军阀政府的官，不肯就职。
1924年5月，他与陶行知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1925年任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副会长。1927年任上海申报馆设计部部长。1928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并出版《救国通讯》，宣传民主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地方协会，他担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和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他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工作。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他把主要精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上书蒋介石，力陈欲求抗战胜利，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黄炎培被聘为参政员，在会上被选为驻会委员。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与其他多名参政员联名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投降言论，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次年，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黄炎培立即又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发表。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掀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代表争论激烈。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被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在这期间，黄炎培开始与中共有较多接触，并在思想上起了变化。1939年11月，他与沈钧儒等一起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参政员，以推进民主宪政的实现。
1941年3月，黄炎培与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十多人，经过多次商谈，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公推为同盟中央常委会主席。因为当时他还担任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州办事处主任及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同国共两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不便公开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事，故不久他就主动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后期，黄炎培主要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活动。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口号，黄炎培被指定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与王世杰、孙科同为召集人。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他创办《宪政月刊》，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出席的宪政座谈会。后来，这种座谈会发展成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表达了国统区文化、教育、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重庆与各界人士协商，黄炎培积极参与商议，表示拥护，并为之奔走。1945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名参政员赴延安考察并与中共领导人会谈。黄在延安逗留5天，目睹延安街道整洁，物价平稳，群众富有朝气，生活安定，中共各项施政无一不为人民，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他生平探索中终于找到了救国之道，成为他立场转变的转折点。回到重庆后，他把在延安的活动和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用事实的描述，揭穿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此书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成为大后方轰动的一部畅销书，并在港、沪等敌占区翻印出版，前后发行10余万册。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团结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力量，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筹划，于1945年12月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黄被推为常务理事。该会对国事力主和平、民主、统一。同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不久，国民党违背协定，向解放区进犯。黄炎培致函国共双方，呼吁“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他被推为“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主席，强烈呼吁制止内战。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残杀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学生和教师4人，重伤数十人，黄炎培等进步民主人士在重庆公祭因反内战而被残杀的四烈士，并撰文主张国民党应该开放政权、实行民主。1946年1月，黄炎培和张澜、沈钧儒等人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由于黄炎培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打击。1946年1月26日，他的寓所遭国民党军警闯入并搜查。政协会议结束后，他到上海和沈钧儒等一起负责同盟在上海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为调停国共关系而奔波不息。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并加紧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张澜在成都遭袭击。
黄炎培不畏强暴，决心为和平民主继续奋斗，置生死于度外。10月11日，蒋介石不顾政协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章修正之后方能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悍然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黄炎培推动民盟、民建等先后作出决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他并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宁过鬻书卖字度日的清苦生活。
1947年，蒋介石加紧对民主势力的镇压。国民政府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黄炎培同叶笃义代表民盟临时中央常委与张群等交涉，并草拟了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11月6日，公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11月15日，黄炎培在《国讯》杂志发表《我与民盟》一文，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以沈钧儒为首的一批民盟中央委员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开展新的反蒋斗争。同时，黄炎培也在上海继续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黄炎培主持的《国讯》，发表了许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文章，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后，黄炎培决定改办《展望》杂志。他用笔名“水甫”撰文《我对民主并不灰心》，表示继续斗争的决心。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黄炎培主持民建理监事会决定响应，并推派代表与中共保持联系。
黄炎培反对专制独裁，追求政治民主的言行为国民党蒋介石所不容，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上，随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1949年2月，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和安排，黄炎培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偕夫人秘密离开上海，搭乘轮船抵达香港，又于3月14日离香港北上，经天津到达北平。随后，他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并被推举为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0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届、第三届继续担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连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从1949年至1962年，先后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第一、二届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黄炎培多年来在宣传和贯彻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方针，动员广大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努力发展生产和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毕生勤政廉洁，努力工作。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往来，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举措经常商讨，曾提出不少积极的建议。例如：1950年关于土地改革的实施问题，他同李济琛、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议“请就各大行政区若干县或乡实行试点”的方案；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他主张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政府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在人大常委会座谈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不要改动的意见，等等。
黄炎培除了在中国近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大贡献。他早年热心家乡修志工作，1915年应聘《川沙县志》主纂。经20多年不懈努力，于1936年完成出版，成为民国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著名县志。该志共24卷，卷首有图、叙例和导言，正文分为大事年表、舆地、户口、物产、实业、工程、交通、财赋、教育、卫生、慈善、祠祀、宗教、方俗、艺文、人物、职官、选举、仪会、司法、警务、兵防、故实等22志，后有叙录。在内容和体制上有不少创新之处，特别是他亲自撰写的叙例、导言和各卷的概述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方志编纂体例革新之先河，至今仍为中国新方志编纂工作者所推崇和效法。黄炎培撰写和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朝鲜》、《中国教育史要》、《机关管理一得》、《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蜀南三种》、《中华复兴十讲》、《黄炎培教育论文集》，以及诗集《苍桑集》、《长天集》、《红桑》等等。晚年，他把自己所有的藏书和日记全部捐献给国家。1965年12月2日，黄炎培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88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