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蜀原

      和平！追求和平的理想始终是人类的一种愿望，战争与和平在人类发展史上也始终是相伴而行，交替进行，由和平到战争再由战争到和平，没有永久的战争，也没有永久的的和平。战争是国家存在形式下的必然产物，是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积累而爆发的武装冲突，是从小的摩擦，地区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发展到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冲突。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的发展，战争也在不断地升级，今天的战争由陆地到海洋到空中再到太空，几小时就可打遍全球。世界并未统一，世界将在未来形成统一的过程中，仍然会有摩擦，会有冲突，会有战争，尽管和平最终是人类的归宿，但在这个和平归宿的前夜，从和平到战争，再从战争到和平的这个规律目前还不会被打破。所以和平是必然的，战争也是必然的，只有全球的最终统一，才能完成战争最终结束的过程，才能形成最终的和平。因此一个大国要想最终不被淘汰而矗立于世界之上，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武装力量，以文治国、以武强国，在迎接世界统一的大潮中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以上逻辑，首先是战争不可避免，或者说至少在几十年内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始终处在一种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不能被国内国外各种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所迷惑，对“和平求政”要慎之又慎，“和平求政”应是一种手段，是“韬光养晦”的代名词，不能把和平求政当成目标、当成目的。若把和平求政当成是自始至终的一种国策，对外“永不”结盟而左右摇摆，对内则放任西方自由，任由那些崇尚美国价值观的所谓“精英”们去蛀蚀损害国家利益而不顾，又不加过问的话那就危险了。历史上和平求政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非常值得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自周秦以来随着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形成对中国内地的侵扰，到秦始皇时为此而修建了长城。汉朝时期北方匈奴更加迅速壮大，长城也无法阻止匈奴人的入侵，汉高祖刘邦就曾被四十万匈奴围困险丢性命。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汉朝皇帝主动与北方民族以和亲的方式缓解这种压力，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和平求政”的一种方式。但由于汉朝是处在被动的一方，因此是主动地把公主们、美女们去敬献和亲，从表面上看是暂时地缓和了一些矛盾，但其实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未能解决问题也没有能够改变被动的局面，不能阻止北方匈奴的侵扰。到汉武帝时，北方匈奴更加猖獗，而汉武帝最终是使用武力征服了匈奴，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征讨，彻底打败匈奴，铲除了北方隐患，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使汉朝进入了强盛时期。汉武帝以后北方民族又出现了多次和亲，但此后的和亲都是由北方民族主动上门求亲，主动要求和亲，并且使这种成功的和亲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起到了一些稳定边疆的作用。汉时“和平求政”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实力是主要的，但不是根本的，军事实力才是主要的，也是根本的。被动的和亲政策使得“公主们” 的地位低下，其结局是悲惨的，而当少数民族主动上门求亲，此种和亲的结果使得“公主们”的地位显赫，其命运结局基本上也都是喜剧性的，有些还被后人所歌颂。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总的来讲汉朝的“和平求政”还是比较成功的。

     唐朝是中国走向全胜的一个朝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各国来朝纳献纳贡，达到顶峰。唐朝为了长治久安，仍想长期与少数民族、周边国家友好相处，也使用了和亲政策，这是当时在唐朝处于强势时期的一种“和平求政”态势。唐朝初期，国力强大，对少数民族向唐朝表示友好提出求亲的，唐王一般都同意和亲，这种和亲政策曾使周边民族一团和气，佳话不断。但到了唐朝后期国力渐衰，和亲后的“公主们”的命运也都随之悲惨，实践证明“和平求政”并不能长久下去，“和平求政”的前提必须是国力强大，在无人敢于冒犯的基础上实行的和平政策即和平求政是主动的、是强势的，但即便如此换来的和平也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和平，永远的强盛是不可能的，想长期维持强势下的“和平求政”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自身强大的时候，不是把重点放在“和平求政”方面，而是放在收服那些未来可能对唐朝构成威胁的民族和国家身上，也许效果会更好。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事物必然的一种发展过程，不是后人的几个假设就能解决的问题。唐朝当时的“和平求政”还是积极有效地稳定了边疆，发展了经济，形成了大唐盛世。但唐朝“和平求政”的最终结果是存在问题的、是有隐患的，未能在自己极盛时有效完成融合边疆民族的更加宏伟的大业，盛极一时，却不能未雨绸缪。

     而宋朝的“和平求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失败的，是彻底地卖国求荣。宋朝的特点是重文轻武，以使用文官治理国家为主，不重用武官，宋朝的经济、科学技术都很先进，军力也不弱，但朝中武官地位受限，与宋朝重文轻武不重用武官有关。唐朝因藩王割据兵权过重而反朝，深刻影响了宋朝的治国理念，因此在宋史中多次见到北方民族入侵时而宋皇帝无能应对，用“和平求政”的方法即向北方强悍少数民族纳献纳贡、一再退缩让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以此来维持宋朝的统治政权。到了宋徽宗时纯粹成了文皇帝，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吃喝玩乐、荒淫无度，成了北宋的末代皇帝，忠臣被革职，奸相当道，最后终被金国俘获而死于他乡，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后，宋朝首都南迁，最终迁向杭州，但南宋仍然奉行的是逃跑主义，逃避北方民族的追杀，南宋主要是想依靠长江天险，防守金兵、西夏、蒙古族的侵扰。但其在用人方面仍然重用的是那些文官，而轻视疏远武官、甚至迫害武官，朝内投降派始终占据上风，致使朝廷内部内外勾结、残害忠良，岳飞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悲剧人物。如果以宋朝当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并能够启用得力的武官、武将，重视加强军队方面的建设，走武力强国的道路，宋朝则不一定会是灭亡的结局。如果在宋朝早期，强大军力，北征大漠，平息北方民族的军事实力，历史就会改写。北宋的弱势求和，盲目地“和平求政”葬送了大宋王朝，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宋朝的“和平求政”是一个典型的彻底失败的国家战略选择。

     到了清朝满族开国立业时满人成为少数民族对多数汉人的统治，没有更多精力去开疆扩土，因此中国以北蛮荒之地的“无人区”未受重视，而俄罗斯则从十六世纪开始翻越乌拉尔山加紧向东扩张，逐渐将西伯利亚的小部族、小部落侵占。十七世纪扩张到中国北部边境，发生了中俄之间的战争冲突，俄方是以俄罗斯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为主，他们是俄罗斯中一支极其强悍的军队，是使整个西伯利亚沦为俄罗斯版图的先头部队。当这支强军遭遇到大清骑兵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打成平手，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俄罗斯最强劲的骑兵也不过如此。但由于当时中国西部平叛，且清帝国未能从战略高度去考虑北方土地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北方属严寒之地、蛮荒之地，不受重视，致使中俄冲突对抗的最后结局产生了康熙皇帝与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国的北部边疆。这次中俄边境的划定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和平求政”的结果，为了暂时的和平，放弃了战略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为了稳定当时的西部动乱，清廷委曲求全地使原本可以以勒拿河为界的想法化为泡影。丧失了很多自身的权利，未能从战略高度考虑其后的严重后果，未能高度警惕后期事态进一步地演变发展，未能防微杜渐，使尼布楚条约的签定为后来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更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埋下了祸根。在康乾盛世的130多年里，中俄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和平求政”的结果，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新兴的国家，16世纪向亚洲东部大举扩张，横跨八个时区，逐步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三条大河，强占了整个西伯利亚。对大清来说，大清王朝当时也是刚刚兴起的新兴帝国，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在双方武力并不差上下的情况下，康熙帝只顾西部平叛，而草率地与俄签订了条约，使本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大量丢失，使勒拿河以东、贝加尔湖以北至北冰洋的土地划给了俄国。这个当时双方都认为“平等”的条约，实际上已经注定了两个新兴王朝的不同命运，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的角度上看，俄罗斯已经在地利上占据了“上风上水”，使日后的中国走进了多国入侵的悲剧，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失败道路。

     尼布楚条约虽然表面上换得了北方疆土的暂时和平，但清朝对外放弃文治武功的作法，成为日后清朝不思进取、安于享乐，为清廷进一步走向衰落留下隐患，到了十九世纪在受到英法列强侵略、日俄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时，而无力打赢战争是其必然的结果。如果当年的康熙皇帝不签约，而是坚决抗击，中国军队不断与之碰撞、交锋，其间不断被迫改进武器装备、发展壮大自己，俄国远途跋涉，而中国以逸待劳，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况且俄罗斯在此后百余年间有数次农民起义及内乱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最佳时机，那时的疆界，中俄就是以叶尼塞河东西划分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两个新兴国家的不断碰撞也可以把东西方文化，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无形的不断地交流，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完全有可能击败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而也就不会发生后来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悲剧。因此我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方未能从长远的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考虑，而使得中俄尼布楚条约成为中国历史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失败的开始，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和平求政”的战略性失败。但与此同时也证明了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的伟大，中国与俄罗斯都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大同，天、地俱变，相重组、位象移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民族应该也必将会联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全球的问题，这也是历史的使命、历史的必然。

     总结以上汉、唐、宋及满清四个朝代“和平求政”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和平求政”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一切“和平求政”的目的都是要围绕以国家强大为宗旨，以自身的强大为之根本。而不是为和平而和平，和平求政不是单纯地为了和平，如果盲目地追求和平，其最后的结局就不是和平，没有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没有做好充分战争准备的盲目和平就是最后要亡国灭种的和平。并且是要特别注重在国家强大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一定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和角度考虑占据把持战略要地。汉武帝强大了自己，用武力平息了北方民族的侵扰，打垮了匈奴，他没有与匈奴去“和平求政”，而是他自己首先要求强大，要在武力上强大，这是国家实力根本上的强大，国家实力的强大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唐朝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盛唐时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强大和强盛，未能借机使用部分武力去占据中国地利中的重要位置，从而使其北部的广大地域未被很好地开拓，至使后来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强大后，形成了对中国中原的威胁，这应该说是盛唐王朝的一种遗憾。宋朝时的弃武从文，文官治天下，文官玩弄朝政，武官受迫害，使得宋朝外交史成为一部弱势求和史。北宋南宋都是重用奸相，疏远忠良，整个宋朝始终走的是一条以“和平求政”为目标，“求和、求和、再求和”是典型的卖国求荣，使自己的国土面积不断缩小、越缩越小，终被少数民族所灭。而清朝在康乾盛世时沉溺于享乐之中，也未注重北方疆土的根本安宁，也未去争夺对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坎位，一个看似永久和平的尼布楚条约，铸定了中国百年后的民族灾难。可见没有远见的“和平求政”的危害和后果会是多么地严重，强大时不去争夺占领地利、不去占领那些战略要地，衰落时各种隐患都会显露出来，对历史的机遇不能很好地把握利用，而是拱手让出，成为千古遗恨。

     第二个教训和启示是，和平求政不能过分地委曲求全，不去借机削弱对手，就是客观上支持了对手，帮助了对手。宋朝就开启了中国屈辱的时代，向辽、金、蒙进献纳贡布匹、绸缎、粮食等等，帮助对手、壮大对手，弱了自己强了对方，并且言听计从地加害、清洗自己内部的民族英雄，自己的命运任由外人摆布，投降派把持朝政，内外勾结、残害忠良，里应外合、颠覆国政。自己不断削弱自己，再无壮大的可能，失败、灭亡也就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在清朝强盛的一百多年间，从未有人考虑如何去削弱北方强人，争占北部边疆，而是割让再割让，壮大对手削弱自己，对外部强大民族的崛起视而不见，到了清朝后期走入衰败，再无反手机会只能是衰上加衰，灭亡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第三个教训是，宋朝最可悲的和平求政是自残，求和派是高官厚禄，爱国将领、抗敌英雄则会受到内奸的陷害。宋朝的沉痛教训，使人们应该认真反思，从而得出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鹰派”、“强硬派”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财富，需要保护好这些财富，国家危难之际，这些人大都会挺身而出，而投降派只会跪地求饶。当然强硬派并不是极端分子，并不是致于国家利益而不顾的极左极右分子。汉、唐、清三朝均重视武力，而唯独宋朝重文而轻武，并且屡屡使用被动的和平求政，换回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羞辱、被围困、被攻打、被抢掠。所以根据以上历史经验得出的教训是文武兼顾，要以武为主，要大力发展国防建设，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才是其根其本，但并不是穷兵赎武。因此对那些阻挠破坏国家武力强国、对武力强国说三道四的秀才文人“专家学者”、“精英”腐官理应予以严厉的批驳。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鱼龙混杂是必然的，卖国求荣者有之，追求西方享乐生活者有之，自愿收受小恩小惠充当汉奸者有之，从人员构成方面讲，比任何朝代都更加复杂，所以我们需要深刻领悟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要反思宋朝“和平求政”的悲剧结果以及宋朝官员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

     第四个教训就是和平求政的失误会造成可怕的战略失误，汉朝的强大主要是指汉武帝时期的强大，汉武帝没有和平求政的失误，所以也就没有国家战略上的失误，汉武帝时扩大了中国疆域，使汉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此汉武帝也就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唐朝时期注重和平求政，赢得一片欢呼，但从战略角度考虑，未及时向中国北部纵深扩展，以致日后多次受到外族侵害，后来的辽、金、蒙，再后来的满族、俄罗斯……。宋朝走的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的和平求政，更是走向了战略上无法挽回的败局，不值一提。清康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最后一次占领北部至北冰洋的战略要地失去机会。如果说在唐朝时代北部边陲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到了清朝由于有蒙古、满清两次北方民族侵占华夏并取得成功，应该是会清楚北方坎位的重要性。坎位一旦出现“外族人”的活动迹象时，国家理应立即翦除，北方的坎位相当于中国人的头，中国岂能允许一个人长期站在自己的头顶上去活动，……可见康熙帝也并不十分清楚坎位的重要。康熙皇帝和平求政的结果是暂时求得了北部疆域的和平，但从国家战略角度讲，却是遗患无穷。对手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努力强大自己、武装自己，不敢去与强者交锋，妄想自己一辈子盛世一辈子和平、子孙后代也辈辈和平，一种巅峰盛世的满足感失去了忧患意识，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和平不是求出来的，和平不是仅靠苦苦维持就能保持得住，和平是根据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战略手段而取得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用战略的眼光洞察未来，要有充分的战争准备，随时做出符合国家实政要求的战略需求。

     第五个教训是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走到大同世界之前，国家这种形式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种族之间、宗教之间各种矛盾及冲突将会不断，和平求政只能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虽然减缓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一些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壮大自己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汉武帝几次大规模远征，从根本上稳定了汉朝的江山。而汉朝后期的和亲政策是和平求政在客观上稳定各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手段，属消极的国家战略。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在强盛时输出了一些文化、文明，对亚洲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遗憾的是唐朝自身并未借用强盛期去同化部分民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策，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不少的隐患。而宋朝则是文官把持朝政，一切主和，盲目求和更是极其错误，北宋的灭亡就是毁在一群吃喝玩乐、荒淫无度、只会弹琴作画的君臣手里。奸臣当道，忠臣还乡，把和平求政当成目的、目标，南宋继北宋之后，继续迫害忠良大臣，割地退让，直至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走向灭亡。清朝康熙的“和平求政”是为了稳定大局，岂不知不进则退，百年辉煌之后，受辱挨打的是后人，是由于前人的短见而给后人结出了苦果。所以说和平求政应该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谁（包括现代人）把“和平求政”当做目的、目标去推崇去实施，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

     所以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汉、唐、宋、清四个朝代不同时期和平求政的结果完全可以借古鉴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启迪我们当代人对“和平求政”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从中国近代史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这170年间，中华民族由一个被动的“和平求政”只能是“弱势求和”发展到“弱势维和”，再发展到现在的“强势维和”，是中国由衰弱走向强盛的标志。将来我们还要发展到“强权维和”即强权大国、责任大国、公道大国对和平的维护，这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正确认识“和平求政”的精髓还是有其必要性的。“韬光养晦”和平求政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当代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他是中国真正运用好“和平求政”的大师，以前所未有的大无畏精神，提出要把当前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优先发展经济上来，是把“韬光养晦”和平求政谋略、战略运用到实际当中的一次重要实践。当年的拆军，放弃航母建造、放弃大型飞机的研制，以务实精神集中财力搞发展、搞建设，是向世界强国演义了当年刘邦退居川蜀，拆除蜀道，以示永不返中原、永不与项羽为敌的决心。项羽因此而大意，数年后刘邦羽翼丰满，重返中原削灭了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由弱到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韬光养晦”和平求政的结果，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和平求政”的任务。中国经济、国防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强大了，对手清醒了，后悔已晚，现在我们应该加速发展，公开提速。如果再痴迷于过去的韬光养晦就落伍了，还想利用和平求政获得利益，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是弊大于利，我们不能再去嚼这个果子了，应该有新的创新发展。邓小平把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论思想转移到韬光养晦全面发展经济上来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又要把韬光养晦、和平求政的战略思想转移到国防强国、文化强国上来也应该是正确的。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和平求政战略是成功的，以壮大国家实力、综合国力为目标，以“和平求政”为手段、为策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其“战例”必将成为世界中外史上最成功的“和平求政”的典范，其功绩必将名垂史册。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今非昔比，经济、科技、教育、国防全面发展起来。现在欧美危机，而中国在走上坡路，美国却在走下坡路，天赐良机，有何理由不去借机发挥，还是一味地“韬光养晦”和平求政，帮助对手去复苏，去买它的国债，去救它的市，而它才缓过半口气，就兵临城下，包围你、围堵剿灭你，到处扶持它的帮凶挑衅你，部署导弹、航母、飞机、潜艇对着你，在此种情况下，还想玩韬光养晦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把“和平求政”当成一种手段，尽量把出现战事的可能性向后拖以利于中国国防力量的突破还是可以考虑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够放手去救美元。打垮美元的利器很多，拉抬黄金、“恢复”金本位，加快人民币与（除美元以外的）政局稳定国家货币的自由结算，保护资本安全抛出美债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做得并不到位，非但如此，现在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对美元的拯救远远大于对美元的打击。如果继续放纵对手，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敢批驳它，对美元听之任之，（如果放开人民币与美元自由兑换，把美元、人民币搅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败笔，其后患是无穷的，因为由于美元的发行数量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美元必然有轰然倒塌的那一天。）继续购买美债，继续救美元很可能会成为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另外救活了美元就“救活”了美国，救活了美国就救活了美国的一切，救活美军开资，救活美国股市，救活美国经济，使美国又可以放心地继续盘剥世界各国。给美国治好了病，等它强壮起来向你发力，骂你、打你，那时你又该如何？

     现在中国是在诚心诚意地救助对手，但到头来是喜是忧、是福是祸，很值得深思。由于我们走的仍然是一条“和平求政”的道路，救美元、救美国结果是美元压力会大大缓解，尤其是开展人民币与美元公开兑换业务，如果继续下去，我认为中国将会从根本上“救活”美元，可是中国会吃很大的亏，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害。被救活的美国会对中国感恩吗，美国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我个人自始至终是持怀疑态度的。中国会走弯路吗，还会走多少弯路，我们在和平求政的战略思考中，还需要认真地去探讨、去论证。                            

                                                                     二○一一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