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4日  南方农村报

    南方农村报7月14日报道：距离惨案发生已近一个月，但回到饶平老家的张楚娟依旧惊魂未定。

　　6月21日发生的事，对还差一个月就满18岁的张楚娟而言，将成为一个永远的梦魇。那一天，她19岁的男友为了她与工厂的劳资纠纷，带人与该厂老板斗殴致2死6伤。死者正是其男友和老板。

　　目前，参与斗殴的打工仔中已有6名被抓获，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警方仍在加紧案件的审讯和取证工作。

　　辞工不成引血案

　　去年金融风暴后，张楚娟失业了。

　　今年过完春节后，她跑到汕头找工作。然而，金融危机影响犹在，不少工厂都未开工。她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活干。

　　3月1日，她在路上看到一家毛织厂的招聘启事。因为自己去年就在毛织厂工作，有当缝盘的经验，便跑去应聘。由于有货，这家毛织厂的老板二话不说就让她当天开始上班。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用工手续，张楚娟便上岗了。

　　这是一家小型作坊式工厂，跟她之前待过的工厂情况差不多。张楚娟说，工厂在一个巷子里，空间并不大，空气里总弥散着一股霉味，光线也不好。里面做工的多是农村出来的女孩，大概有20多人，最小的只有15岁。

　　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8：00到晚上9：30，除去休息时间，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11.5小时。但尽管这么辛苦，她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

　　在这家工厂，工作比以前更累，赚的钱却更少了。一个多月后，张楚娟提出辞工，并要求领回自己该得的工资。

　　然而，她的辞工请求并没有得到老板的同意。老板要求她做到端午节，否则扣押工资。为了领到工资，张楚娟只能听从老板安排。

　　捱到端午节，她又去请辞。谁知老板反口，要她做到中秋。碍于被押的1000多元工资，张楚娟不敢贸然离开。此后，她又多次提出不干，老板却死活不肯放人。

　　6月21日，张楚娟再一次辞工被拒后，万分气恼，遂向男友诉苦。她的男友是大她一岁的同村男孩张伟泰，在当地一家机绣厂工作。6月22日，张伟泰与另两名老乡找到工厂，质问老板为何不肯让张楚娟辞工。老板一句“不肯就是不肯”惹恼了几个年轻人，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老板竟找来几个壮汉，殴打张伟泰等人，并强迫他们写下保证书，留下身份证复印件。

　　当天中午，浑身是伤的张伟泰在喝下一瓶药酒后，召集10多个朋友，再去找老板理论。当天，双方发生群殴，张伟泰和工厂老板在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半数初中生辍学打工

　　张楚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吓傻了。不知所措的她，躲到一个朋友处，不敢露面。当天晚上，她从电视上看到关于此事的报道，报道中提及她在案发后潜逃。她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澄清，于是最终走进派出所交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被查证确实不曾参与斗殴事件后，张楚娟被放了出来。回到家后，她变得沉默。晚上还常常做恶梦。三年前放弃学业出去打工的时候，她无法料到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

　　2006年，张楚娟没读完初二就辍学了。她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不是读书的料。眼看不少同龄人都外出打工，她也向家里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家里人并没有反对，在她的父母看来，孩子能早点出来工作，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的姐姐也是没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刚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就有近千元。这对一个死守着一亩多地、年人平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的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当时年仅15岁的她也进了当地一家陶瓷厂。

　　张楚娟死去的男友张伟泰也是在初二辍学出去打工的。他和张楚娟一样，都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不如早早出来赚钱。张伟泰有两个妹妹，读书成绩还不错。哥哥自愿提早走上社会，扛起供妹妹读书的重任。

　　像张楚娟和张伟泰这样初中未毕业就走上打工路的未成年人，在他们的家乡三饶镇并不少见。张楚娟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她的很多同学都跟她情况差不多，如今还在上高中的只有寥寥数人。她所在的马岗村楼园村小组，22户人家中共有13个未成年学生，在2008-2009年度，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辍学后外出打工。据保守估计，3500多人的马岗村也有上百个未成年辍学生变身打工族。

　　地处饶平北部山区的三饶镇，有5万多人口，经济长期以农为主。近10多年来，当地陶瓷企业发展迅猛，至今已有上百家。繁荣的陶瓷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及未成年人走进工厂打工。

　　当地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随着暑假的来临，将有更多的孩子走进工厂。除了当地陶瓷工厂，临近澄海的玩具厂和汕头的服装厂等，也是未成年人打工的去处。

　　外出务工是生活所迫

　　张伟泰和张楚娟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对于子女们未成年便外出打工，他们持支持态度。他们说，农村人很实际，打工就是为赚钱。一个孩子出去打工，能为家里减轻不小负担。

　　张伟泰的父亲说，种田的人没什么收入，一年所得就是田里收成的两三千斤稻谷。如果不出外打工，生活难以为继。妻子身体不好，他除了种田，也常常打些零工。孩子读书的费用，大部分靠亲戚资助。

　　当儿子提出辍学打工时，他和妻子都没有反对。他们感到很欣慰，唯一的儿子终于可以为家里分忧了。他的两个妹妹，一个读初中，一个去年刚刚考上了饶平当地最好的高中。

　　不久前，张伟泰所在的工厂刚刚提拔他当了领班，每月工资有1500元左右，已开始有能力顾及家庭。可就在此时，人却不在了。父母们完全没料到，过早地让孩子踏入社会会带来如此的不幸。出去打工的孩子进的是什么工厂，是否有所保障，他们知之甚少。因为，艰辛的日子，让他们无暇顾及，只盼望孩子能挣回钱。

　　而南方农村报记者从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中了解到，90%的打工者没有与企业签劳动合同。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加上年龄又小，正规的工厂根本进不了，只能进入一些对员工要求不高、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三无”工厂。对于这些工厂，他们又爱又恨。

　　张楚娟的父亲不停地摇头，叹息女儿进了“黑心厂”，怪那个老板心太狠，不仅以工钱相要挟，甚至动手打人。但对于女儿该用何种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一无所知。

　　据当地人介绍，导致农村未成年人辍学外出打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家庭贫困。在三饶镇，农民人均4分多地，有一半农民死守田园，收入微薄，单子女读书所需的生活费用就已负担不起。为减轻家庭负担，不少无心向学的未成年人提早进入社会。二是山村中小学教学质量差，学生中厌学情绪浓厚，学校学习氛围淡薄。进入初中，升学无望的学生纷纷谋划外出打工。三是攀比之风。山村农民仍存有“早挣钱、早立家”的观念，只知道要“富口袋”。看到同村的人盖了洋房，就动员自己的子女早点出去打工。(张耿裕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南方农村报)

　　编者按 暑假到了，又有不少农村孩子要走进工厂做“暑期工”。用他们父母的话说，孩子一个月只需挣三四百元，就可以解决一个学期的生活开支，为家里减轻负担。事实上，在农村，未成年人外出务工的现象并不鲜见。

　　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由于学历较低，且无一技之长，往往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多数人只能进入“三无”工厂，在缺少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忍受老板的剥削。

　　我国法律将未成年务工人员分为未成年工和童工两类，其中未成年工指16至18周岁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使用未成年工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劳动部门报备，之后才允许未成年工持劳动行政部门核发的《未成年工登记证》上岗。法律同时明令禁止使用童工。然而，在很多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工厂打工的地方，这些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可以说，张伟泰们的悲剧，在他们提早进入社会之初，就几可预见。近些年来，未成年人“打工未成先犯法”的案例时常见诸报端。这些惨痛的教训提醒广大农民家长不要只顾眼前利益，放任未成年子女独自外出打工，也提醒各级政府注重农村教育，留住更多未成年人接受高中阶段甚至更高层次的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